一百年前，人们对异性恋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布兰登·安布罗西诺认为，理解这种思维的转变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关于当今多样化的性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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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多兰的医学词典将异性恋定义为“对异性不正常或变态的欲望”。二十多年后的1923年，《韦氏词典》将它同样定义为“对异性的病态性迷恋”。直到1934年，异性恋才被赋予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意义:“对异性的性激情表现并表现出正常的性行为。”

每当我把这些话告诉别人时，他们的反应都是吃惊的怀疑：“那不可能是正确的!”嗯，这感觉确实让人难以信服，因为人们一直认为异性恋一直“就在那里”，一直就是人们知晓的一个正常的概念。

几年前，有一段“街上的男人”的视频流传开来。视频中，摄像师问路人们是否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性取向。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大多数人会说:“这是先天和后天的综合结果。”

摄像师接着问了一个对实验至关重要的问题:“你什么时候了解到自己就是异性恋的?”大多数人都有些沉默，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他（她）们根本没想过这件事。随后当他（她）们觉得自己的偏见已经暴露出来时，就很快就承认了摄像师的观点：同性恋生来就是同性恋，就像异性恋生来就是异性恋一样。

这段视频的内容似乎表明，我们所有的性取向都“就在那里”;我们不需要解释同性恋是什么就像我们不需要解释异性恋一样。那些制作了这段视频的或是分享视频的数百万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我们确实需要对这两种情况做出科学的解释。

在同性恋欲望和身份的社会建构方面，市场上有很多学术的或流行的著作。因此，当人们谈论“同性恋的兴起”时，大家或多或少的了解一些。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同性恋身份确实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出现的。然而，我们不了解的是一个类似的现象将异性恋带入到了这种存在之中。

造成这种知识普及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宗教偏见和其他类型的同性恋恐惧症。但我们不质疑异性恋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看起来很自然。人们觉得那就是正常的，没有必要质疑的“就在那里”的东西，但是异性恋并不总是“就在那里”一成不变。

当异性恋是不正常的现象时

第一个反驳异性恋这个概念是“被创造出来”的理论通常涉及到对生殖的吸引力：似乎很明显，只要人类存在，男女生殖器性交就会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一过程，我们不可能存活这么久。但是这个反驳是假设异性恋和生殖性交是一样的，它是一种事实，不存在于历史的。

“性没有历史，”密歇根大学的同性恋理论家大卫·哈尔柏林写道，因为它是“基于身体的功能。”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性是一种“文化产物”，才有了历史。换句话说，虽然性似乎是大多数物种固有的东西，但将这些行为命名和分类，以及那些实践这些行为的人是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换句话说：动物世界里一直都有性本能(性)。但在特定的时间点，人类将这些本能(性)赋予了意义。当人们谈论异性恋时，我们其实是在讨论另一件不同事情。

汉娜•布兰克(Hanne Blank)在她的书《非同性恋:异性恋的惊人短史》中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2007年，国际物种勘探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ecies Exploration)将伊莱克斯·阿迪索尼鱼列为本年度“十大新物种”之一。当然，这个物种并不是在10年前突然出现的，只不过这是它被发现并被科学命名的时候。

正如布兰克总结道:“正是一种由一些特定的权威人物撰写的特定类型的书面文件，将伊莱克斯鱼从一个刚刚被发现的生物…变成了一个已知的东西。”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异性恋者身上，他们在19世纪末从刚被发现到为人所知用的时间同样很短。布兰克写道:“1868年前，还没有所谓异性恋者。”人类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爱或性欲望不同而彼此被区分开”。当然，性行为是被识别和分类的，而且通常是被禁止的。但是重点总是放在那些行为上，而不是做这些的人。

语言让这一切改变

19世纪60年代末，匈牙利记者卡尔·玛丽亚·克尔特贝尼创造了四个术语来描述性经历:异性恋，同性恋，还有两个现在已经被遗忘的术语：手淫和兽交；也就是说，分单性别的和异性别的。10年后，当克尔特本尼为同性恋合法化辩护而写的一本书中，使用了“异性恋”这个词。而主编辑古斯塔夫·雅格(Gustav Jager)因为当时各种原因没有出版这本书，但他在188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使用了克尔特本尼小说中的很多术语。

这个词第二次被使用是在1889年，当时德意志共和国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弗特-伊宾把这个词列入了性疾病目录《精神变态狂》中。但在将近500页的篇幅中，“异性恋”这个词只被使用了24次，甚至都没有被编入索引。这是因为他认为“相反的性本能”(“变态”)对“性本能”更具有研究价值，后者对他来说是只是人类“正常”的性欲。

当然，“正常”其实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词，而在历史上一直被误用。等级秩序导致奴隶制一度被认为是正常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地心宇宙论。只有通过质疑共识观点这一行为，“正常”现象才能被免除所谓的特权地位。

对于克拉弗特-伊宾来说，正常的性欲被置于一个更大的生殖效用的环境中，这个想法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性理论保持一致。在西方世界，早在性行为被划分为异性/同性恋之前，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二元结构:生殖或非生殖。例如，圣经中谴责同性恋性交的理由和谴责手淫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孕育生命的种子在这种行为中会传播。虽然这一伦理主要是由天主教会和后来的基督教分支所教导、维持和执行的，但重要的是这一伦理并非主要来自犹太教或基督教经文，而是来自斯多葛派。

正如天主教伦理学家玛格丽特•法利(Margaret Farley)所指出的那样，斯多葛学派“对人类控制情感的意志力量以及为了内心平静而进行控制行为的可取性持有强烈的观点”。例如，Musonius Rufus在关于性放纵的争论中说，个人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自我放纵的影响，包括性放纵。

为了遏制这种性放纵，神学家托德•萨尔茨曼(Todd Salzman)、鲁弗斯(Rufus)和其他斯多葛派学者试图将其定位于“一个更大的人类意义语境”——他们认为，性在追求生育的过程中才是道德的。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接受了这种夫妻生殖伦理，在奥古斯丁时代，生殖目的的性行为是唯一的正常性行为。

尽管克拉弗特-伊宾认为这种生育伦理是理所当然的，“在性爱中，本能的真正的目的是物种的繁殖，并没有相关的意识。”他写道。换句话说，性本能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繁殖目的——即使那些“正常”的性行为没有包含这些意识，这种目的仍然存在。

乔纳森·内德·卡茨在《异性恋的发明》一书中指出了克拉弗特-伊宾对异性恋这一概念的影响。“克拉弗特-伊宾把生殖器官的繁殖意义降低，创造了一个小而模糊的空间，一个新的意识和观点在其中开始生长。”

这种从生殖本能到性欲的转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对现代性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异性恋的时候，可能会想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比利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被一个女孩所吸引。他用了很多时间精力去追求她。最终这对情侣坠入爱河，通过身体的性表达来满足他们的性欲，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果没有克拉弗特-伊宾的努力，这样的故事可能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正常的”。“书中没有提到生育，尽管这是含蓄的。根据性欲来定义正常的性本能是性思维的一次根本性革命。克拉弗特-伊宾的思想为1923年对异性恋的“病态”定义到1934年的“正常”定义之间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欲望都市

思想和语言无疑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这对异性恋来说是真实的，这些都是在美国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规律的时候产生的。正如布兰克所言，异性恋的出现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是相对应的。

19世纪末，欧洲和北美地区城市的人口开始激增。例如到1900年，纽约市已经有340万居民，是一个世纪前的56倍。当人们搬到城市中心时，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性变态表达——卖淫，同性性爱等。布兰克写道:“与乡村城镇相比，这些城市似乎是性行为不端的温床。”布兰克说，当城市人口减少时,这些行为也越容易被控制，就像在小一点的农村地区更容易控制这些行为一样。有时小镇上的闲言碎语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抑制力。

布兰克说，当越来越多的人群意识到这些性行为的存在时，越来越多的下层阶级也在涌入城市，“城市的性行为不端通常被归咎于”工人阶级和穷人。对新兴中产阶级来说，区别于这些不端的性行为是很重要的。资产阶级家庭需要一种方式来保护其成员，“一边是贵族的颓废，另一边是拥挤的城市的恐怖”。这需要“系统的、普遍适用的社会管理系统，可以大规模执行”的那种系统。

在过去，这些制度可以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但布兰克说，“新的世俗国家需要世俗为其进行法律辩护”。像克拉弗特-伊宾这样的性专家在他的第一版《精神疾病》的序言中写道，他的工作是为了“将[人类]这一词降低标准到合法的状态”。的确，前言继续写道，本研究“对立法和法学有很好的影响”。

克拉弗特-伊宾在记录不规范的性行为方面的研究也清楚地表明，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不能再把偏离正常(异性恋)性取向的行为单纯看作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道德堕落——这是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差劲的标签之一。1895年，威廉姆斯•詹姆斯(Williams James)写道:“如果你把一个人称为‘无赖’，你就已经指明了他的社会地位。”“叫他‘堕落者’，他就已经成为人类最厌恶的一个物种了。”正如布兰克指出的那样，性堕落成为了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

归根到底，退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逆向过程。如果生殖性行为对物种的持续进化至关重要的话，那么偏离这一规范就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稳定的威胁。幸运的是，专家们认为如果能及早发现这些现象，这种偏差是可以逆转的。

对于克拉弗特-伊宾来说，“性反转”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这些行为是可以被治愈的。《性爱生活》的作者Ralph M Leck写道，“克拉弗特-伊宾发出了反对堕落和变态的号角。所有有公德心的人都必须轮流站在社会观察视角的塔楼上。

虽然一些非专业人士对克拉弗特-伊宾的研究很熟悉，但弗洛伊德却为公众提供了可供思考的科学方法。虽然很难将医生的理论简化为几句话，但他留给大家最大的遗产是他的心理发展理论，即儿童通过精心设计的教育环节了解自己的性。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异性恋者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正如卡茨所指出的，对弗洛伊德来说异性恋是一种成就；那些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人成功地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发展历程，而没有被抛弃在那条笔直狭窄的道路上（同性恋）。

然而，正如卡茨所指出的那样，要从正常的角度来构建这逻辑需要有巨大的想象力: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正常的异性恋之路是由男孩和女孩对异性父母乱伦的欲望构成的，男孩和女孩都想杀死同性的父母竞争对手，并且想消灭任何兄弟姐妹竞争对手。通向异性恋的道路是由血欲铺成的……在弗洛伊德看来，异性恋的发明是一种不安的产物。

他说，只要对正常的性行为的解释就是“对异性恋历史的更大的讽刺”，这种恋母情结就会一直那么持续下去。

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解释似乎满足了大多数公众的心理需求，他们继续着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标准化感到痴迷，愉快地接受了这些看似正常的新科学。这种态度在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研究中找到了进一步的科学依据。

金赛在一项1948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对人类男性的性行为进行了研究。他的发现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部分男性在青春期到老年期间至少有一些同性恋经历。”虽然金赛的研究确实开辟了同性恋/异性恋的范畴，肯定了某种性的连续性，但正如卡茨指出的那样，它也“断然重申了将性划分为两极的观点”。

异性恋的未来

这些性的类别划分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异性恋和同性恋是不同的东西。”1984年同性恋生物学研究的作者Wendell Ricketts写道。我们得到的最好的答案有点同义反复的意味:“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被认为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可以被分为两组，基于他们可以被分为两组的观点。”

尽管异性和同性的分裂似乎是自然界永恒的、不可摧毁的事实，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人类最近发明的一种语法，用来谈论性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卡茨认为，异性恋“在话语中被创造出来。”它是在一个特定的话题中被制造出来的，就像一直存在的东西一样。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构造，但它假装自己不是这样。正如任何一个法国哲学家或玩着乐高玩具的孩子会告诉你的那样，任何被构建的东西都可以被解构。如果异性恋在过去不存在，那么将来也不需要存在。“

最近，《非同性恋》(Not Gay)的作者简•沃德的言论出乎我的意料，她在一次采访中要求我思考性取向的未来。“人们培养自己对性欲望掌控的能力，就像我们培养对食物的兴趣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对允许性的流动性持谨慎态度，但重要的是你要意识到，各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观点在最近的科学研究中都不被接受。”

研究人员不确定是什么“导致”了同性恋，他们当然拒绝任何假设同性恋起源是很简单的东西的理论，比如“同性恋基因”。“我的观点是，性欲望，就像我们所有的欲望一样，在我们的一生中都在改变和重新定位，它们会经常向我们暗示自己新的身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沃德关于我们可以培养性偏好的建议似乎是合适的。(想要了解更多支持这一观点的科学证据，请阅读BBC 未来的《我是同性恋——但我不是生来如此》。)

在沃德提出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挑战：如果我们不愿意考虑我们对性行为是否拥有支配的权力或者我们在这方面拥有多大的权力，同样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些挑战同性恋，以及从广义上说的异性恋是自然界永恒真理的观点感到不安呢?

小说家兼剧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接受记者理查德戈尔茨坦(Richard Goldstein)的采访时承认，他对未来有好的和坏的的幻想。鲍德温承认，其中一个优点是“没有人会自称是同性恋”。

这是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权利在这里，你必就须证明你有权利在这里。但我要说的是我没有什么要证明的，因为世界也同样属于我。”

曾几何时，异性恋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现代人需要证明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需要存在在这世界上，他们需要捍卫自己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标签似乎实际上限制了我们人类理解欲望、爱和恐惧的很多方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18岁至24岁的人群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是“100%的异性恋者”。这并不是说，大多数年轻受访者经常有双性恋或同性恋的行为；相反，这表明他们对“异性恋”这个词的需求似乎与他们20世纪的前人不尽相同。

关于性取向的争论往往集中在一个定义糟糕的“自然”概念上。“因为不同的性交通常会导致物种的繁殖，所以我们赋予它特殊的道德地位。”但“自然”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人类的秘密的道德义务——我们有责任去承担这些义务，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这么做。

正如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指出的，从观察自然如何运行到推理自然应有的法则，这是一种逻辑谬误。为什么要用动物的本性来判断一个人的天性和伦理呢?人类珍视的许多东西，如医药和艺术都是极其反自然的。

与此同时，人类厌恶很多非常自然的事物，比如疾病和死亡。如果我们认为一些自然发生的现象是道德的，而另一些则是不道德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大脑(想的东西)决定了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看到的东西)。自然并不存在于“外面”的某个地方，它的存在与我们无关——而我们总是渴望从内心去理解它。

在过往的地球历史中，人类物种一直通过不同性别的生殖性交得以进一步发展。大约一个世纪前，我们对这种交流赋予了特定的含义，部分原因是我们想鼓励这种交流。但我们现在的世界与过去大不相同。植入前基因诊断(PGD)和体外受精(IVF)等技术正在不断改进。2013年，超过63000名婴儿通过试管受精受孕。事实上，已经有500多万儿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

在社会上，异性恋也正在失去它的“制高点”。如果曾经有一段时间，同性恋的不检点行为是日常的丑闻，那么如今，我们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斥着政客和名人的异性恋事件的世界，到处是各种照片、短信和多盘录像带。

流行文化中充满了不正常的异性关系和婚姻的形象。此外，卡茨指出，1960年至1980年间，离婚率上升了90%。虽然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个数字有了很大的下降，但并没有恢复到任何人都可以认为“关系不稳定”是同性恋独有的东西的阶段。

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界限并不仅仅是模糊的那么简单，就像一些人认为金赛的研究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一个过时的神话。男人和女人将继续彼此有不同的生殖器性别，直到人类物种消失。但是异性恋——作为一种社会标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身份——可能在很久之前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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